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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丰县将房龄仅22年的县委宿舍楼当成“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拆迁，并发动公职人员劝拆，对拆迁不力者，除了暂停工作，还扣发甚至停发工资。这遭到了部分体制内人士的质疑与抵制。

在城市拆迁如火如荼的今天，永丰县这种“株连式拆迁”的做法，已经臭名昭著，公众对此似乎也产生了“审丑疲劳”。不过，这则被冠以“官员钉子户”的拆迁新闻，倒是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网友的跟帖大致包含两种情绪：一是幸灾乐祸，官人们“总算尝到强拆的滋味了”、“以前强拆老百姓的房子，现在也轮到他们自己做钉子户了！”另一种是对官员竟沦为拆迁“钉子户”，而感到惊诧莫名。在一些网友看来，向来“强势”的官员群体，怎么也会被强拆呢？官府怎么能自己拆自己人呢？

这些跟帖当然不乏调侃、反讽的意味，但不得不说，其中无不显示出已然恶化了的官民关系，尽管人们眼中的官员群体形象，不乏偏见。

应看到，在公权力彪悍而私权利孱弱的语境下，体制并非是公职人员的庇护所，个体并非进入了权力体系，就能免于来自权力本身的威胁与伤害。换句话说，公职身份，并非免于强拆厄运的护身护；有时恰恰相反，所谓的“官碗”极易沦为权力要挟的“筹码”。

在发展压力和县乡两级政府超负荷负债的现实下，拆迁卖地已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事实上也确有“神效”。有例为证，年财政收入仅50万元的广东云浮都杨镇，3年前欠下的2亿元地方债要还400年，但当地通过大肆卖地，短短3年，2亿元巨额债务已不在话下了。

拆迁卖地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一切为拆迁让路，也就成为地方政府“顺理成章”的决策逻辑。而在一个权力共同体中，但凡吃“官饭”的个体，都负有服从权力核心而协同作战的义务。对于“拆迁大业”的不配合者，权力系统内的惩治链条就形成并生效了。

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过期货”，即便是贵为曾经的“一把手”，所谓的权力余威，在与现行权力的博弈中，效果也十分有限。当然，对于老领导，现行权力还是需要“关照”一下的。比如，对于正县级的离休干部，县委办和已退休的领导干部等各色人等，轮番来做思想工作。很显然，和风细雨的“关照”，不过是强拆前夜“先礼后兵”的策略，实则是另一种软暴力。

相较于针对普通百姓的各种暴力逼迁，这种“关照”式逼迁，大致算得上公职人员的一种“优势”。但显然，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拆迁之祸说到底并无体制内外之分。“官员钉子户”的背后，是一张权力通吃的巨网。巨网之下，人人自危，任何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捕捉的猎物，成为狂飙突进的拆迁轮子下的受害者。

由此而论，“官员钉子户”背后的舆情，虽然不无偏激，却也在警醒每一个人，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们：不要在面临利益受损时，才会想起昔日别人的呐喊；恰如那首著名的诗：“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