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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这天,中国央行告别“周小川时代”,接替者易纲和他的金融逻辑将主导未来几年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人们期待,再过几年,他将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3月19日,刚刚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对媒体记者表示。
相较于一位政府官员,易纲给人的感觉更偏向一名学者、书生,睿智而又温文尔雅,没有官气。
但易纲更是一名实干家,一名坚定的改革者。
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2009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2003年~2009年间的研究文章。现在看来,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带有很强的前瞻性和趋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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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当选为央行行长这天,被记者团团围住的易纲说了三点。
易纲今年初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剖析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亦勾勒出货币政策总体思路,如“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易纲曾说:“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利率过低的时间很长,就可能造就金融资产泡沫的土壤。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智慧,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批评的在任央行行长,是不会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行长。”
熟谙中国货币金融市场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负责人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曾表示,“易纲在学术和政策领域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受人尊敬的货币政策专家。”
易纲学问好,在业内有口皆碑。这源于他的科班出身和多年赴美留学经历。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他为之大半生的经济学研究。在北大学习期间,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学术圈有一种说法,研究经济当研究大国经济,而研究大国经济就应当到那个经济体中去。[page]分页标题[/page]
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曾想回国。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如果没有在美国工作,你对美国的大学和教育是完全不懂的。于是,按照他的指示,易纲在印第安那大学当了助理教授。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在海外生活的易纲,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
他曾在1991年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2年、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发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明显的通胀。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曾和易纲大学同宿舍的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在美国读书期间,包括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让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认识到,国内的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中国将大有希望和广阔的前景。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海闻回忆。
易纲回国后,于1994年8月初与林毅夫、海闻、张维迎等“海归”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易纲担任副主任。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大好快上的火热改革开放阶段,经济很快由紧缩变为过热。当年CPI最高达到了27.7%。那时归来的易纲带来了国内最需要的货币学问。易纲学的是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货币问题。
当年,令政府高层不解的是:银行的贷款被严格控制,现金也管理得很好,为何通货膨胀还那么严重?
易纲发现,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1991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出外汇占款只占17%,1994年却急剧增长到占70%,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04亿美元。央行想尽办法控制基础货币,可是外汇占款却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础货币释放。
中国的“格林斯潘”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易纲与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
易纲的文章引起了高层的重视。1997年他正式进入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
2009年7月,易纲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在任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逼近4万亿美元。
面对外汇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要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全球配置”这个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易纲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page]分页标题[/page]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有人说,易纲的讲话风格越来越像格林斯潘,高深而让人看不清楚。而人们也期待他能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
易纲的挑战
早前,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曾为同事的书籍撰写过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的序言。他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于央行存在价值的理解: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既是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的重要前提,也是历史上建立央行的初衷所在。”
正式接过周小川的衣钵,易纲面临着更艰巨的使命和挑战。
其中一个大的挑战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
今年1月底,易纲曾发文《货币政策与展望》,其中指出,结构调整任重道远,目前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房地产市场,易纲认为,要防范房地产风险,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支柱,对民生也很重要,必须要保障老百姓(603883,股吧)的住房。将来要在土地供应、法律、税收、银行信贷方面综合施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
展望未来,易纲指出,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外部的压力亦不小。
北京时间3月22日凌晨2点,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带来第一项利率决策: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1.50%-1.75%。
许多人在问:中国,跟还是不跟?
3月22日9点多,中国央行随后上调了7天逆回购利率5个基点,至2.55%,延续了上调OMO利率的操作节奏。这是应对之举。
但是,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通道,有分析称今年还会加息三到四次。
这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两方面影响: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此举对人民币构成的压力相当大。
如果不加息,那人民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如果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能完全解除、金融整顿使得资金盘面趋紧。
“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3月4日,易纲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表示,加息的问题还得以国内考虑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
接下来的工作,易纲指出,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你们会看到,从之后的日程,一直到海南博鳌论坛,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易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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